社会转型期俄罗斯土地市场化改革中的法律控制

在俄罗斯土地法中"土地"首先是极为重要的自然环境组成部分、是作为俄罗斯境内从事经济活动和其他一切人类活动的基础、是公法客体与公共利益的载体,其次才是民法中所有权和其他私权的客体——"地块"。任何"地块"总是广袤不可分的"俄罗斯土地"的组成部分,这确立了其土地法中公共性原则对私法权利的无遗漏、严格的指导与约束地位,防止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土地改革的过度市场化。     

论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的合同自由与审计监督——以国家财政投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为透析视角

对国家财政投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工程决算价款的审计是保障国家财政支出合理性的重要制度。这一制度宜放在合同自由与限制理论视野中进行评析。该制度是合同自由的当然内容。相关规范可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或公序良俗原则影响合同的效力,并应视为合同的法定默示条款,限制合同约定的自由并填补合同约定的不足。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该问题的相关意见有进行修正的必要。     

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相关信息调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之理解与适用

针对启动事由在法条规定的基础上,提出涉案未成年人基于自己的权益需要也应赋予其信息调查的申请启动权,另外相关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团体在面临特殊情况时也可建议涉案未成年人或者公检法启动信息调查。在信息调查主体方面提出参照先前司法解释,由公检法三机关协商共同委托社区矫正工作部门来进行信息调查。最后提出在信息调查的内容方面要与司解内容相对接,与试点经验相融合,与身心特点相协调,与嫌疑罪名相对应的构想。     

“协助抓捕型”立功的司法认定——以接电话“稳住”同案犯行为为例

"协助抓捕型"立功是我国立功制度中的一种基本形式。构成立功不需要对行为人进行主观方面的认定。对于"协助抓捕型"立功中的其他协助抓捕行为,需要遵照体系解释的原则,将其他协助抓捕行为与法律明文规定的协助方式进行同类解释。抓捕的结果需要与行为人的协助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接电话"稳住"同案犯的行为并未达到"协助抓捕型"立功所要求达到的程度与确定性,与抓捕的结果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构成"协助抓捕型"立功。     

扒窃司法适用新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公共交通工具是扒窃场所的注意性规定;对随身携带应作限缩性规定,仅包含贴身范围、可控制范围,排除不可控制范围;扒窃的财物体积应当较小;扒窃存在着未遂的犯罪形态;携带凶器不是扒窃的基本构成要件,但可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     

浅议我国意思表示错误制度

意思表示错误涉及法律行为和私法自治的核心,对其具体规制体现了私法自治和信赖保护之间的价值平衡。与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意思表示错误在制度构造、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方面,既有其创新优点又存在着诸多不足。     

关于金融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我国金融犯罪分类在理论上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对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展开的,在明晰金融诈骗犯罪立法沿革背景下,基于对犯罪客体概念的重申和犯罪客体的犯罪化与犯罪分类机能的认知,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独立设节虽然能突出国家对该类犯罪的重视,但是违背了我国以同类客体作为《刑法》分则章节设置的标准。从实然的法规范和应然的法体系视角来看,应将其纳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从应然的目的性视角来审视,未来《刑法》进行补正解释或将其纳入《财产犯罪》一章也许更具正当性与合理性,也是对我国国权主义刑法向民权主义刑法转变的有力回应。     

美国证据法上的配偶证言特免权——以特莱默案为中心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对特免权做了比较概括的规定，而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任何特免权规则。在美国普通法的背景下，几个重要判决对配偶证言特免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证据法中配偶证言特免权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参考的依据，有利于证据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及探讨，有助于我国相关证据规则的建立。     

暴力犯罪的媒体诱因与对策反思——规避模仿示范效应的新路径

媒体对暴力犯罪的不当报道，会对潜在犯罪者起到模仿示范效应。鉴于新闻传媒客观、如实反映事件的职业伦理，其应当于公众知情权与犯罪预防间寻求平衡。但此种平衡未必尽然体现为“冷处理”式的抑制，必要时，在恪守媒体报道“绝对禁区”的前提下，适度地对特定暴力犯罪予以“热处理”，不仅是无害的，而且，其本身即为规避模仿示范效应的另一种至关重要的途径。     

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看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从产生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发展。[1]在这过程中,各地司法机关始终从国家未来、民族希望的高度,从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发,探索并建立了一系列独特的工作机制,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护,体现了我国少年司法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和"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促使其顺利实现再社会化的价值取向。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使这些创新工作机制最终确立了下来,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